2025年第26期新闻稿：全球北方靠知识产权租金为生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上方图表中的数字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数据，并非夸大其词。尽管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和工业能力不断提升，全球北方的国家与公司依然掌握着关键产品的知识产权专利，使南方陷入无期限的专利付费体系。这些包括医药、数字技术（如软件和电信基础设施的许可费）以及农产品（如转基因种子、化肥、农药和设备）的专利费用。全球南方的科学和技术进步确实在加速，尤其是在亚洲，一些国家已发展出先进的高速铁路、绿色技术和电信基础设施。然而，即使在这些领域，大多数国家依然需要为关键部件向持有专利的全球北方企业支付巨额租金。

《我们女人有一种叫作奥卡西克的植物，它能在男人变得具有攻击性时削弱他们》，艾华娜·雅依拉（巴西亚诺马米原住民领地）作于2023年

在五个领域，专利相关支付的失衡最为严重（即全球南方国家在专利使用费与许可费上的支出远高于其收入）：

1. 医药。药品专利主要由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公司持有。一个近期的例子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为获得关键医疗技术而付出的高昂代价，正体现在进口mRNA疫苗的成本上。南非和印度等全球南方国家在疫苗采购上因专利限制和技术转让不足而遭遇延误与高价。最终，南非选择从印度的仿制药生产商——如西普拉公司（Cipla）和血清研究所（Serum Institute）——采购疫苗，为该国三年内节省了约1.33亿美元。

2. 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从软件、硬件到半导体与移动网络，ICT的每个组成部分都让全球南方国家付出高昂代价。这不仅因为实体产品价格高昂，还因为其底层技术的高额专利使用费——这些底层技术通常由专属专利池（由多个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共同管理和许可核心专利）控制。

3. 工业机械与制造技术。用于精密制造的关键自动化工具——计算机数控（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CNC）机床的专利，以及机器人和其他精密设备（这些设备在汽车、采矿和纺织等行业中至关重要），大多由全球北方企业掌握。因此，寻求工业化的全球南方国家，不得不进口这些技术并持续支付专利许可费，而不是在本国自行研发或生产。

4. 农业生物技术。杜邦（DuPont）、拜耳（Bayer）旗下的孟山都（Monsanto）与先正达（Syngenta）等少数公司垄断了化肥、转基因种子和农药等关键农业生物技术，这些产品通过高成本的许可协议分销。这种垄断不仅限制了南方农民获取或研发替代方案的能力、加深了对外国公司的依赖并推高生产成本，还削弱了种子主权，并通过单一作物种植、化学制品过度使用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加剧了环境破坏。

5. 绿色技术。电池系统、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的关键创新大多由北方公司持有专利，导致技术转让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南方国家为采用这些技术必须支付高额许可费，从而限制了其独立发展可持续能源体系的能力。

这些差距主要源于北方公司对创新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垄断控制，使南方国家无法建立具有竞争力的替代方案。全球南方中小型经济体研发能力的匮乏，是造成并延续这一差距的关键原因。

这种研发能力的不足，根源于殖民遗产——它导致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教育机构发展滞后，尤以高级科学领域为甚。新殖民主义式的人才迁移模式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大批优秀学生为寻求职业机会而流向全球北方。最终，全球南方国家未能积累足够的政治筹码，以挑战那些维系全球北方国家和企业早期优势的国际知识产权体系。

《无题》，摩西·乔胡马（津巴布韦），作品年代不详

1986年，在美国领导下，全球北方启动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s，GATT）第八轮谈判，即“乌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此前七轮谈判主要集中在大西洋国家与日本之间的关税削减，几乎没有曾经被殖民国家的参与。但乌拉圭回合改变了议程：作为进入北方市场的交换条件，南方国家被迫拆除对北方投资、技术与服务的壁垒，并修改其知识产权法律。在此期间，北方垄断公司在知识产权和服务业领域的比较优势带来了巨额利润。

《印第安市场》，茱莉亚·科德西多（秘鲁）作于1931年

值得注意的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草案并非出自谈判桌上的各国，而是源自一些神秘组织，如“知识产权联盟”（Intellectual Property Coalition）和“多边贸易谈判联盟”（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Coalition）。事实证明，这些联盟并非由国家组成，而是由杜邦、孟山都、辉瑞（Pfizer）等全球北方主要垄断企业的游说集团构成，它们推动修订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乌拉圭回合之前，专利只能针对创新的研发过程申请，这意味着其他个人、公司或国家可以通过不同方法实现同样的结果，从而促成逆向工程式的创新。而乌拉圭回合改变了这一原则，主张最终产品本身应可申请专利，从而不论采用何种方法实现该最终产品，专利持有人都能获得收益。这一原则后来被称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RIPS协定）。

由巴西与印度牵头，十个南方国家（阿根廷、巴西、古巴、埃及、印度、尼加拉瓜、尼日利亚、秘鲁、坦桑尼亚和南斯拉夫）开始会晤，商讨乌拉圭回合的危险。这一“十国集团”（Group of Ten，G10）认为，新做法将导致南方陷入技术饥荒，技术转让极少且代价高昂，本土技术发展几近崩溃。一度看似G10可能争取到一些让步，但在美国施压下，集团开始分裂。到1989年，巴西与印度让步，集团解散。

此后，辩论焦点转向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农业补贴分歧。1994年乌拉圭回合结束时，南方接受了新的、致命的知识产权制度及其后续规则。TRIPS协定成为次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sation）的核心。

九年后，印度、巴西与南非组成了名为“IBSA”的联盟，呼吁对基本药物，尤其是抗击艾滋病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实行知识产权豁免与强制许可。他们的努力促成了WTO2003年8月30日的决定，暂时放宽TRIPS协定的部分义务，允许无生产能力的国家通过强制许可进口仿制药。虽然这并未推翻TRIPS协定的核心逻辑（即“TRIPS原则”），但确实为部分药物争取到有限缓解。（相比之下，盖茨基金会与克林顿基金会在2003年对降低艾滋病药物价格做出的承诺，不过是保护TRIPS框架的烟幕弹。）巴西、印度与南非之间的这种早期联合，最终在 2007 年大西洋世界（Atlantic world）爆发第三次大萧条之后，于 2009 年发展成金砖国家集团（BRICS）。尽管BRICS在卫生与技术领域推出了重要倡议，但仍未能削弱TRIPS原则。

《战士》，英吉·阿夫拉特恩（埃及）作于1970年

20世纪80年代，全球南方政府开始提出后来被称为“生物剽窃”（biopiracy）的问题。他们指出，许多所谓的现代创新——尤其在农业与医药领域——源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农民与治疗师发展出的传统知识体系。这一主张总体上收效甚微，但在少数里程碑案件中——如美国W.R.格雷斯（W. R. Grace）公司试图申请来自南亚的苦楝叶（neem leaf）专利，以及菲托法姆（Phytopharm）公司试图开发南部非洲桑人（San people）传统使用的胡德草（hoodia）——生物剽窃的指控迫使这些公司放弃专利或分享利润。围绕生物剽窃的争论促成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WIPO）的一项条约，要求公司披露其产品所用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的来源。然而，这一条约在实践中常被削弱。除了凸显过去并未进行过此类披露外，它并未给原住民社区或其所在国家带来任何实质性益处。事实上，TRIPS协定凌驾于WIPO条款之上，赋予公司在利用传统知识时极大的自由度。

想到生物剽窃以及规范绿色技术传播的知识产权规则，我联想到墨西哥诗人、前大使奥梅罗·阿里迪斯（Homero Aridjis）。他的诗集《燃烧的丛林》（Selva Ardiendo）或许正是对那些扼杀世界的规则的警示：

藏红花色的天空，宛如热带的特纳画作。
摇曳的棕榈，被贪婪的舌头亲吻。
吼猴从树冠跃向树冠。
穿过滚滚烟雾，鹦鹉群拖着被烧焦的尾羽，
寻找那在暗处注视它们的太阳，
犹如一只腐烂的眼睛。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