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11期新闻稿：只需25天债务偿付，非洲妇女即可摆脱400亿小时取水劳作

《浇水日》，罗西奥·纳瓦罗（墨西哥）作于2024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三月是“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月份，这一节日深深植根于社会主义运动之中。当今世界大多数地方只将3月8日称为“国际妇女节”，从中删除了“劳动”一词。然而，劳动是女性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联合国妇女署2024年度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性别快照》（Progres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Gender Snapshot 2024），2022年全球有63.3%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然而，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与劳动制度状况堪忧，到2024年，全球近10%的女性仍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该报告警告称，若维持当前进度，全球女性彻底摆脱极端贫困将需137年之久。而人生的目标不应仅仅是摆脱绝对贫困，而应是从人为制造的生存压力中解放出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一项报告估算，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女性每年共需耗费400亿小时用于取水，相当于整个法国劳动力一年的劳动总时长。建设覆盖该地区的供水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缺口约为110亿美元，而据乐施会（Oxfam）估算，这还不到全球亿万富翁两天的收入。鉴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每天要支付4.47亿美元的债务偿付，只需用其中25天的偿付款，就足以建成将自来水引入该地区每一户家庭的完善基础设施。然而，当完全可以用全球创造出的庞大社会财富中极小的一部分来资助管道系统时，世界却对解放非洲妇女摆脱这种繁重而陈旧的、为取水而长途跋涉数公里的劳动这一迫切需求漠不关心。这样的项目还将带动工业增长，用于制造这些管道和供水系统，创造就业岗位，并帮助人们摆脱那种持续令全球妇女窒息的低薪困境。

《无题》，苏阿德·阿塔尔（伊拉克）作于1966年

许多每日步行数公里取水的女性生活在农村，身份是农业工人或小农户。对于她们而言，这些用于取水及承担社会再生产照护劳动的时间，压缩了在农田的劳动时间，使得其农业产出效率平均比男性低24%。这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2023年发布的《农业食品系统中的女性状况》（The Status of Women in Agrifood Systems）报告中的一项重要发现。有关女性在农业领域的可靠数据十分稀缺，这主要因为许多地区根本不将女性视为“农民”，而仅仅看作田间的帮手。这种观念造成了显著的工资差距，女性农业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比男性低18.4%。

为扭转这种父权观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 2026 年为国际女性农民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Woman Farmer）。人们希望不仅能举办大量活动，凸显妇女在农业食品体系中的作用，还能促使进步政府——也是唯一会在此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力量——推动政策议程，以应对农业领域中妇女面临的歧视，并确保她们在农民和农业工会中担任领导职务。

《乡下小姑娘》，塔西拉·杜阿玛拉尔（巴西）作于1923年

“农业食品体系”一词扩展了农业的概念。FAO将农业食品体系定义为：“涵盖食品和非食品农业生产全过程中所有相关主体，以及他们在这些环节中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还包括与农业相关的场外活动，例如食品储存、集中、收获后处理、运输、加工、分销、营销、处置和消费。” 这一界定凸显了明显的性别差距：由于妇女被排除在价值链较高的环节（如运输、加工、分销、储存和营销）之外，她们在整个行业的收入普遍低于男性。

在全球南方的许多地区，妇女在农业食品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农业又是她们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66% 的女性就业集中在农业领域，而男性为 60%；在南亚，这一比例更是高达 71%，男性则为 47%）。在这些地区，妇女依靠农业中低薪的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家庭。当就业机会减少时，妇女首先会为养家糊口而艰难挣扎，继而自己挨饿。向多边机构提供数据的国家显示，全球挨饿的妇女人数远多于男性，这一现象源于农业领域针对妇女的非正规劳动制度与家庭内部父权制的食物分配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终-始》，拉奎尔·福尔内尔（阿根廷）作于1980年

农业体系往往是最先受到气候灾害冲击的领域——毫不意外，保护农场和家庭免受这种影响的重任，往往落在妇女肩上。FAO的2024年报告《不公的气候》（The Unjust Climate）中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首先，当极端气候事件（如热浪和洪水）发生时，女性的工作时间会增加——与男性相比，每出现一天极端降水、极端气温和干旱天气，女性的工作时间分别增加约4分钟、3分钟和1分钟。按这些增加值的平均计算，女性为应对极端气候事件造成的损失，比男性平均多工作55分钟。其次，长期平均气温上升1°C（1.8°F），“与女性户主家庭农场收入减少23.6%以及总收入减少34%相关”，而男性户主家庭的降幅较小。在遭遇高温压力时，女性农民会离开自家农场外出谋生，以农业工人或家政工人的身份出卖劳力，但薪酬更低，导致收入进一步削减。

第三，数据显示，在遭遇高温压力时，女性主导的家庭减少牲畜饲养量的比例高于男性主导的家庭，因此失去了与牲畜相关的收入，以及牲畜在农业劳动中带来的生产力。最后，粮农组织的报告显示，在洪水期间，贫困家庭的总收入相较富裕家庭减少了 4.4%（全球南方贫困家庭因洪水造成的年总损失高达210亿美元）。该项粮农组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虽然气候灾害会影响所有贫困农民，但其影响具有性别差异性，从而加剧了男女农民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家庭画像》，齐娜·阿穆尔（阿尔及利亚）作于1967年

面对这一现实，我们能做些什么？联合国等机构常以“赋权”一词作为灵丹妙药，但女性该如何真正获得权力？无数决议强调必须“追究政府责任”和“让妇女担任权威职位”，却从未触及根本问题：在农村地区，通过法律花招和暴力手段阻止所有农业工人建立工会的现象屡见不鲜。1975年，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通过《农村工人组织公约》（Rural Workers’ Organisations Convention），其中第3条明确指出：“所有类别的农村工人，无论是受薪者还是自雇者，都有权在不经事先批准的情况下，自行选择建立并加入符合其意愿的组织，仅受该组织内部规则的约束。”然而，这一公约在很大程度上被束之高阁。对农业工会组织者的政治暴力在世界各地几乎已成常态，但媒体却鲜有报道。若将所有被害的农村工会人士名单完整列出，大概可以写满整个互联网——从2023年危地马拉的多丽丝·利塞特·阿尔达纳·卡尔德隆（Doris Lisseth Aldana Calderón），到2024年印度的苏布卡兰·辛格（Subhkaran Singh），无一不是这样的情况。

《责任均匀的解释》，梁白波（中国）作于1938年

没有任何方式能够替代将农场和农业工人组织进工会，以便凝聚力量并行使他们的权利。2022年，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MST）的女性成员发表了激昂的《无地女性的爱与斗争公开信》（Open Letter of Love and Struggle from Landless Women）（我们曾推出过一份关于 MST 的精彩专题，点击此处可阅），部分内容如下：

我们曾多少次烧水、照料孩童，把祖辈的土地整理成孕育生命的空间，搭建起“不可能”的房屋，并在无人察觉前打破沉默？我们天未亮便结伴出发，穿越火焰阻停死亡列车、满载毒药的卡车，以及转基因种子的播撒。浑身沾满泥泞，我们哭泣、为逝者下葬。在斗争与祈祷中，我们汲取力量，守护自己的身体与土地。从心灵深处，我们调制药膏、配制药方、研制解药。伴随祖传鼓点的节奏，我们播下抵抗的种子——鼓声再次召唤我们走上街头。身着奇塔印花布，色彩中交织着愤怒、恐惧与喜悦，我们为生存权而战。让世人知晓，现在就是撼动大地的时刻——因为奋起斗争的女性绝不会屈服！三月号召我们不断锻造全新的生存可能，直面那每天都在毁灭生命、侵犯我们身体与自然的破坏逻辑。

如果权势者以为我们会屈服，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创造者，是民族与种子的孕育者。哪里有女性，哪里就会有希望、集体组织、斗争、勇气与反叛。我们面临诸多挑战，但依然会坚守在前线——因为历史也属于我们，我们将在街头、在斗争中、在田野里共同铸造它。我们的力量，来自那些虽已倒下却依然活在我们心中的无数斗士。她们是那轮在战火中依旧执意升起的太阳——震撼我们、令我们沸腾的太阳。

热忱的，

Vijay